把文学看作一个文化学的话题委实不算什么新鲜了,但周宪在其新著《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中却着意透出一层更有意思的用意。如果说那种耳熟能详的文学文化论在不知不觉中把文学现象只衍化成了文化学的一般例证的话,那么周宪却要经由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再回视属于文学本身的问题群,从而在一种新的界面上凸示出文学的深层含义。这就使此书与时下许多相类近的论著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依照作者的理解,文学研究犹如“一间开着许多窗子的房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获取对文学的诸种观感。但是,如何把不同的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越出业已体制化了的研究视野,从而窥见在习惯的学理中所不曾显现的文学景观,却是《超越文学》所最为关注的理论期待。其中,作者有意选取了最能揭示文学的文化内涵的四种角度,即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哲学的角度,同时颇有意识地把不同的景观或范畴贯通起来,构筑成一个复合有致的“概念网络”,并且在它们的相互碰撞、互映和综合中逼近文学本体的内在复杂性。
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在切入每一专题时均持之有据地点评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从而既使读者对研究现状有总体性的了解,也使每一专题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富有挑战色彩的前沿性状态。作者在反复论证“文学正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与批判”这一主题时,既使人有目不暇给的丰富信息,又把人惬意地牵入充满问题感的研究空间。
无疑,有关文学的心理哲学这一部分是全书特别精彩的所在。作者着重探讨了处于特定文化情势中的作家的心理状态,把他们内心的真实冲突及其意义展示得既入木三分又淋漓尽致。正是由于作者抓住了作家的深层自我及其存在的价值这一根本纽结,他使作家内心的具体矛盾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色彩。譬如,作者饶有深义地指出,作家有无“内心困惑”甚至是鉴别文学庸才和伟人的一个标志,因为“内心困惑”与其说是文学创造的羁绊和障碍,毋宁说正是伟大的文学创造的重要心理条件和宝贵财富。以鲁迅为例,他大概是中国文化在经历新旧裂变时内心最为困惑的人,然而其深邃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批判意识却正源于他那博大的心灵深处难以释然的困厄。无论从创作的动机状态、表达过程还是从最终的传达效果来看,困惑及其相关的体验有可能包涵着最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孟子所谓“困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大概最好不过地点破了文学创造的心理逻辑。
在论及文学的语言哲学时,周宪认为,文学的语言探究其实也是对人性或人的文化的一种把握。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把“诗的话语”理解成一种“文化批判力量”,指出“诗的话语”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的功能,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包容了作家的道德评判、价值观念以及自身对责任感、使命感和生命意义的觉悟等的一种承诺,传统的或古典形态的话语与现代主义的话语的内在差异悉在于斯。正是基于对话语与文化的内在关联的理解,作者还进而论证了话语的另一重特性——话语的霸权与颠覆,也就是话语既受制于文化又反思文化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诗的话语”是通过其自身的面貌与力量向日常化的经验质疑、挑战等而实现其独特的文化批判功能的。“诗的话语”的极至便是召唤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现实世界。这无疑是饶有意味的结论。
文学的历史哲学是该书中又一新意迭现的部分。作者不仅讨论了处于历史规定之中的作家、文学中的历史感,同时还引人注目地探讨了文学史的三种研究悖论,即文学史作为一般精神史或特殊历史类型的悖论、文学史自律与他律的悖论以及历史释义中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的悖论等。鉴于“重写文学史”的话题目前已越来越接近实际的践履,本书的这一部分理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最后,作者跃入哲学的层面以求更进一步地凸现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的主题。其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命题是对文学与交互关系的解答;“文学作为伦理学”是对文学的道德内涵的剖示,而“文学作为形而上学”则是对文学与人类的终极关切的思考。所涉均不乏令人击节的精彩之处。
我相信,一部好的论著除了对所论对象有沦肌浃髓的体会还应充盈一种学理上的启示力。《超越文学》正是这样的一本好书。